风水学说是中国的特产，是地道的中国本土文化。但它和其他中国文化一样，从古代起就传播到中国的周边地区直至欧美各国。具体来说，公元7世纪至16世纪，风水主要是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16世纪以后，逐渐扩展到欧洲国家；近几年，欧美等国又掀起了新的“中国风水热”，形成了浪潮。下面选几个比较典型的国家和地区作重点，介绍那里风水的传播状况。
  （一）日本
    风水术传入日本大约是公元6世纪，最初受影响的是城镇和庙宇的布局，其后很快扩展到其他建筑领域，甚至日常生活中。但“风水”一词在日本并不普遍使用，而使用较多的是“家相”一词。
    风水术传入日本的初期，似乎一直停留在确定“四灵”的程度上，发展很缓慢，也不普及。直到江户时期，开始出版了若干这方面的日文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江户末期的蒲松东机的《家相大全》、益蒲银鹤的《相家》，这些著作使风水在日本得以发展，并被普遍应用。
   《相家》是日本最重要的家相著作，许多住宅形式和方位理论的体系均直接受此书的影响。而此书被认为是在中国《宅经》的基础上写成的。
    公元794年，由于战争，日本的国都从平城京（奈良的前身）迁到平安京（今京都市）。平安京的选址是根据中国四神相应的原理，将城市的方位与象征该方位的神联系起来，每一个神象征一个星座。并以该星座命名。城市的各个方向与一定的地理景观环境密切联系。北方玄武，对应着山脉和丘陵；南方朱雀，对应着池塘或稻田；西方白虎，对应着大道；东方青龙，对应着河流。城内的建筑物和谐地安插在由道路形成的网格内，皇城设在城市北边，天台宗的寺院建于城东北的比睿山上，作为城市的避邪屏障。
    日本平安时代前半期宇多天皇宽平年间（889---898年），藤原佐世编的《日本见在书目录》“五行家类”中，列有《青乌子》，《玄女经》，《皇帝龙首经》，《皇帝注金匮经》，《龙虎上经》，《印书禹步》等。
    东京原名江户，公元1603年成为日本的首都。与平安京不同的是江户城的皇宫位于城市中心，原有大部分方位原则被沿用。城内的寺院群是根据城市吉凶观念，街道也根据筑波山、富士山和高尾山的方向进行规划。如桥本街正对着西南一百公里外的富士山，在银座与桥本街之间道路正对着东北方的筑波山。
    中国风水传入日本之后，也相应地分为“家相”和“墓相”两部分。“家相”是指阳宅，“墓相”是指阴宅。基本内容与中国风水相仿。但在日本“家相”比“墓相”更受重视。但从具体内容来说，“家相”与“阳宅”又有差别。“家相”常跟地相、手相、面相等名称联系在一起，有时家相又与地相等同。“家相”的内容很广泛，除通常的住宅方位吉凶、室内方位吉凶等问题外，还包括出门起程的日期和方位的吉凶判断。日本人盖房时，要请家相师（风水师）选定地基和开工日期，并净化宅基以招来“家四神”（又称神官），以求吉祥、平安和聚财。现代日本学者，从文化角度对风水作深入研究的人不少，内容涉及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建筑学等。中国在这方面有差距。
 
 （二）朝鲜半岛
    中国风水思想大约是公元七世纪传入朝鲜半岛，既重视阳宅，也注重阴宅。渡边欣雄在《风水思想与东亚》一文中说：“韩国农村的多数老人应用风水知识与西欧的观念不同，他们认为它是真正的科学，并且一般的人们也认为风水不是迷信。”涉谷镇明对朝鲜半岛李氏朝鲜时代331个现存邑集落得统计、分类，认为70%的邑集落选址在“背山临水”或“藏风得水”的北侧有山，南面临水的地带，完全符合中国风水理论和模式。1976年韩裔尹弘基著《韩国堪舆研究-----风水的文化与自然之关系》一书，书中介绍了中国风水的理论和哲学基础，地形、土壤、水、风等的风水原则，介绍了人和自然关系在风水中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因素等内容，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的风水在韩国的广泛影响。此外，尹弘基还有一些文章论述了中国的风水及其对东亚地区的影响，如《风水地理透视》、《环境决定论和风水：两种文化，两种概念》、《环境循环论----中国早期的风水思想》、《中国风水的性质和起源》等。
    在朝鲜的历史文献中，明确记载风水内容的为数不少，例如有文献说，新罗的某些国王之所以能够继承王位是借助王陵的风水而登基的。在高丽时代，风水说在政治上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关于庶民生活中的风水事例也有记载，比如将祖先埋于明堂，其后世子孙就发达；人们为争取明堂而出现了争斗等。在这些记载中，最有名的是关于李太祖和汉阳的风水故事，一直在朝鲜流传。
    高丽时代（918--1392年），定都松岳，即今日之开城。李成桂在推翻高丽政府后，创建李朝（1392--1910），僧人向他建议迁都汉阳（今汉城），认为汉阳地理位置符合风水学说的全部要求。李成桂（李太祖）采纳了僧人的建议，从开城迁都汉阳，汉阳的选址完全是在风水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汉城。位于朝鲜半岛中部汉江北岸，周围环山，中央呈低凹的盆地。汉江江绕汉城的东边和南隅，向西流入黄海，这非常符合风水理论中的金鸡吉利形象，周围群山环抱，只在南方敞开，并用四周的山川比作四神守护着四方，这样的地方是风水宝地。
    风水理论还根据五行山的分类方法来分析四周各山的形态特征。把山分为水山、火山、木山、金山和土山，并根据形态特征所带来的影响，论其吉凶得失。风水师认为汉城北边的北岳山，其形态宛如一个正三角形。属木山。木山形态类似笔尖，在风水理论中称为“文笔峰”。在由文笔峰得地方，学者、文人辈出，是一处文化中心地。由于文笔峰得影响，在汉城使用文笔的人备受礼遇，各种言论者、官僚、宗教人士都能得势。
    庆北宫的西边是仁王山，此山形态是典型的金山。风水师主张将王宫设在仁王山，认为此仁王山呈圆貌，既雄伟又有力，弥漫着王气。王宫设在此山下，诞生了世宗大王等多位国王。
    位于汉城南向的冠岳山（汉江之南），形态宛如火花，属火山，被认为是汉阳城常常发生火灾的原因。为把凶相的地形改善成吉祥的地形，遂于光华门设置了一座抑制火气的水生动物----海獭石像，用以抑制冠岳山之火气，预防火灾。显然建都汉城的举措和风水的关系极为密切。
 
 （三）新加坡
    在新加坡，风水受到广泛重视。从英国回新加坡的建筑师伊卡林.李普写了《风水术》一书，讲建筑设计和室内布局如何参考风水的经验。在此之后，他的建筑设计才真正融入新加坡文化之中。成为受欢迎和有广泛前途的建筑师。
    位于新加坡特罗.布兰奇东道边的观音堂庙，是中国式寺庙与良好风水结合的典范。地高临海，前可收低地之阳，后与左右两侧，三面环山，呈“坐山望海”之势。
    著名的玉皇殿，位于背山面海的地势中，完全符合中国风水理论中的“前要照，后要靠”的原则。
    新加坡的许多宾馆和高层建筑，都是按照当地或来自香港、台湾的风水师的意见设计的。如海德饭店的经理，就曾雇请过著名风水师来对该饭店的门庭、喷泉和问讯台进行改造。可见，新加坡是个风水盛行的国家，风水已成为一种广泛的民俗文化。
 
   （四）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风水习俗也很流行，如港口城市槟城，有一座中国式庙宇极乐寺，是按照中国风水模式选址的。它左有龙山，右有白象山。而极乐寺所在的小山有仙鹤飞升之感。
    吉隆坡市的王孙益集市商场建在一座小山上，其入口的朝向有意避开正对大马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总部、布鲁梅塔和马来西亚联合工业公司等，均是照此方式设计的，其目的是使这个地区的建筑物之间能保持一种协调平衡。
 
（五）其他东南亚国家
    受中国风水文化影响的其他东南亚国家还有：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当今流行的多是方位理气为主的阳宅风水，其情形跟上述新加坡、马来西亚有类似之处。
 
（六）欧洲各国
    欧洲人对中国风水的接触，始于传教士来华之时。最早撰文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他在《中国传教史》中说：“地理师根据山陵、河流、地理位置来预知吉凶。看风水对西方人来说是很新奇的。风水师认为风水能决定一家人的健康、财运、功名成就，及已地祸福，真是愚昧极了。”
    德国传教士艾德（1838--1908年）著有《风水----中国自然科学的萌芽》，于公元1873年在香港出版发行。他写道：“什么是风水？这个问题在近三十年来一直被人们探讨，因为自从外国人允许在大清帝国这个陌生的国家定居后，风水问题总是不断地困扰着我们。当人们买块地，建一座房子，推倒一堵墙，或升一根旗杆，住在通商口岸的居民遭到了数不清的困难，所有这些都用看风水来解决。当被建议竖几根电线杆，建议中国政府修铁路，建议在煤矿深处修吊车通道时，中国政府官员会以风水为理由而婉言拒绝。当香港政府开建道路，也就是著名的通向幸福谷的索道，当地宗族陷入了可怕的恐惧之中，因为他们认为这会破坏香港的龙脉。当许多参与道路修筑的工程师死于香港热病时，许多外国人因为瘴气而不得不舍弃建于幸福谷的住房时，中国人胜利地宣称，这部分是风水的公正判决、、、、、、”
    英国新教徒伊特尔（Ernest J.Eitel）,著《风水，古代中国神圣的景观科学》，于公元1883年在伦敦出版。他写道：“在我看来，风水无论如何是自然科学的另一种名称。”他在分析中国风水的自然哲学基础时，将风水中所谓的“理”、“数”、“气”、“形”，分别归纳为“自然的法则”、“自然地数值化”、“自然的气息”和“自然的外形”四个命题。伊特尔对风水的探讨时比较深刻的，比较透彻的。他认识到了风水中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指出物质世界不是彼此无关的死寂结构，而是“呼吸着的生命机体”。他的结论是：“以人的思辨和迷信而不是对自然地精确研究为基础的风水体系，显然是陈腐的和要消亡的。”然而就是在伊特尔预言风水注定要消亡还不到一个世纪，西方世界在经历工业化社会造成人与环境相对立的痛苦之后，重新回过头来审视中国风水，并掀起了中国风水研究热。英国学者帕特里克.阿伯隆比指出：“在风水下所展开的中国风景在曾经存在的任何美妙风景中，可能是构造最为精美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著名的建筑和城市规划学家吉.戈兰教授认为：“中国的住宅、村庄和城市设计具有与自然和谐并且随大自然的演变而演变的独特风格。”所以，风水理论被认为是一门“前途无量的学问”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伊特尔的著作《风水，古代中国神圣的景观科学》才引起了学者的注意。自1973年以来，已是第三次出版。在20世纪70年代末，第三版的前言和后记的作者米切尔写道：“一些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公司也要请风水先生来选址和定向，风水以其玄妙理论中的科学内涵，协调者一些当代人生活、工作环境同自然之间的关系；同时，又迷信地使人宽慰于生活与事业的未来。”可见风水在现代西方社会中颇受青睐。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 CIVILISATION IN CHINA）一书中，论及中国建筑与自然的和谐时，就蕴含着对中国建筑文化（包括风水文化）的溢美之辞：“我初从中国回到欧洲，我最强烈的印象之一是与天气失去密切接触的感觉。木格子窗糊以纸张，单薄的抹灰墙壁，每一房间外的空阔走廊，雨水落在庭院和小天井内的淅沥之声，使个人温暖的皮袄和炭火----在令人觉得自然地心境，雨呀、雪呀、日光呀，等等。在欧洲的房屋中，人完全被孤立在这种境界之外。”相反中国的建筑规划则“不能失落它们的风景性质。中国建筑总是与自然调和，而不反大自然。”
    李约瑟认为，风水“一般都偏爱蜿蜒的道路，迂曲的墙壁与波折多姿的建筑物。盖求其适合山水景色，而不是支配它们，他们避免了直线与几何性布局”。因此，“在许多方面，风水对中国人民是有益的，如它提出植树木和竹林防风，强调流水近于房屋的价值，虽在其他方面十分迷信，但它总是包含着一种美学成分，遍布中国农田、民居、乡村之美，不可胜收，都可借此得以说明。”
 
 （七）美国
    中国风水在美国的传播，首先是十九世纪由华工带去的。但在西方科学观的冲击下，一直未能登大雅之堂。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后才开始在美国露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诞生了“生态建筑学”，它的理论、观念与中国风水思想一拍即合，找到了一致的步调。1984年，托德夫妇出版的《生态学设计基础》一书中，专门列有“风水世界观”一节，指出了风水与现代太阳能建筑、覆土建筑及地下建筑等生态学建筑形式的种种相同性，然后得出结论说，风水确实包含有深邃的智慧，使之完全成了对大自然谦卑、恭顺行为的指南。风水作为一种世界观，对一个稳定的文化提供并指示了一个普遍原则的解释。
    美国城市规划权威开文.林奇在《都市意象》一书中，高度评价了中国传统的环境哲学，指出风水理论是一门“前途无量的学问”，“教授们组织起来，予以研究推论”，“专家们正在向这方面谋求发展”。
    风水在美国的影响，是以一种受人青睐的学术思想的方式受到重视的。这种重视是以美国为中心，逐渐影响到整个当代思想界，特别是建筑设计、环境规划和城市规划相关部门。这意味着中国传统的风水理论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精神的转世回归和新的理论升华。
    20世纪80年代末，“看风水”在美国忽然兴盛起来，主要是看阳宅。许多地方，房地产价格的高低，往往取决于风水的好坏。房地产公司在购买地皮或建筑楼舍之前，常常要高薪聘请风水先生预看风水。在美国，相信风水的不仅是平民百姓，也有政要、富贾、明星、歌星。前总统里根买的一幢住宅楼，就是请香港的风水师事先看过的。风水其主要功能是让人们择取一种天人合一的地理环境，这点，不仅是在中国，全世界相信风水的人都是如此。
                                            
 
 
真心提示：
 
    中华太极风水研究院研究表明：“地球上光磁感应场的核心共振区是风水效应的主要原因，光磁感应场即：风水太极场，太极场内的太极晕处是风水宝地穴位，世界上所有大功告成和富贵荣华者其阴阳宅都座落在这种光磁感应场的太极地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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